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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姓的来源


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汉人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沈彤、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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